家乡的捞面类似陕西的“臊子面”，白面条煮好过水，再浇上炒好的菜。有时多加些蒜臼里捣好的“蒜汁”，大概就是“蒜面”了。去重庆前并没有听说过“凉面”，其实做法更简单，不过是煮好的碱面过冷水，加些佐料、几粒豌豆、几绺黄瓜丝，只是辣椒油加的多。有时几个人聚在一块吃，竞相多要辣椒，一碗凉面却吃得满头汗珠。几年吃下来，并没有吃出什么好来，不过是有一些模糊的回忆在里头而已。

后来在浙江一个小城做外贸，写字楼地处偏僻，餐食昂贵，中午就常走几里地，去附近的一家兰州拉面馆吃饭。面馆门边贴着对子：一条入口称佳肴，汤似甘露面似金。当时只觉得口气大，后来才知道是拉面馆常见的对子。面馆老板娘头裹丝帕，眉目中也能看出是回族人。她常在厨房忙碌着，几乎不露面。老板高高瘦瘦，似乎只负责和面、拉面、送饭，有时适逢饭点，在写字楼遇到了，还能坐他的车子去店里。他们的小女儿坐在收银台，收钱外只是玩着手机。我们问她：“几岁了？”她把钱整好，说：“十二了。”“怎么没上学呢？”“不上了。”过了会儿，又笑笑，说：“一去教室就头疼。”他的父亲也和她一起笑。

那时收入微薄，常常只是一碗拉面。有时狠狠心，也吃凉面：拉面浇上炒过的白菜、青椒，外加几片生番茄、黄瓜和牛肉。味道且勿论，面条的嚼劲倒很让人回味。

有一次点了盖浇饭，我因为不喜欢浇了汁的米饭，所以嘱咐老板把饭和菜分开。坐定后正玩手机，突然听到厨房里老板娘的声音：“就这饭，还这么多要求？”我听了一阵羞愧，想忙碌大概使人易怒，也或许根本是我会错了意。不过那时我正换工作，此后也就没再去过。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后来又回去上学没有。

一两年后回到河南，夏天里，在一家卖热干面的馆子吃了不少凉面。那时才知道河南也有凉面。大概是刚兴起？也或许是少年时多在农村，不常下馆子，所以并不知道。做法倒和重庆的凉面类似，不过要浇些芝麻酱，味道却是等而下之。后来在另外的馆子里吃，却有不加芝麻酱的，才恍然明白河南菜没闯出名堂，大概也是因为没有标准做法的缘故。

馆子很小，没有名字，横挂的招牌上不过写着“热干面擀面皮”而已。一对中年夫妇经营着馆子，没有雇人。男主人负责煮面、调面，女主人在客人坐下后过去倒上一小碗面汤，客人走后收收碗。男主人高瘦，说话时绽着笑容，夹杂手势，整个身体似乎都在窸窸窣窣地动，精明活泼里显出些畏葸和谨慎。女主人“硕人其颀”，穿着入时，很美丽，有些不苟言笑，在嘈杂黯淡的饭馆里很不相称。男主人对她仿佛总有些《天龙八部》里钟万仇似的胆怯和讨好。

“下午你先别回去，两点多我去打壶油。”

“你去吧。”

男主人很为自己的手艺骄傲。一个糊涂的客人不知道吃什么，指着我的碗问：“他吃的什么？”

“他吃的凉面。也来份凉面？别人家的凉面都放白糖，我不放那东西，甜叽叽的。”

我那时几乎天天去吃凉面，一成不变到说一声“小份儿凉面”，别无他话，他们也知道不浇芝麻酱、少放豆芽。有时进了门倒是先问我：“还是凉面？”他们大概以为我对他们家的凉面情有独钟。其实我觉得凉面还是像重庆那样放些白糖才更好吃；天天去，不过是因为一件事情开了头，即使有些不舒服，也只是做下去而已。

馆子里常去的多是工人。有一段儿天天见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短发，唇上是一横髭须，眼神沉静，吃了饭就坐着抽烟，侧看很像鲁迅，只是身材稍壮实。如果有推手，他大概也可以做做网红，不过他自己或许并不觉得像鲁迅。有时我去馆子晚些，他已吃过饭，把电瓶车支在路边梧桐树下，脚翘在车把上，头枕后备箱，躺着休息。银白色的后备箱不是原装，和红色的车身很不相配，也显得过分硕大些。有时则在地下铺片编织袋躺着，头枕着从脚上脱下的黑色劳保鞋。有时不过和几个工友一起坐着抽烟。他们身上都有些暗沉沉的灰，大概做的是泥水工。我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午饭后也是这样休息的吧。

馆子里也常有偶然路过的顾客。

有一天走进来一位中年男人，矮胖，黝黑，穿着件红色短袖和七分牛仔裤，脚上是一双蓝色拖鞋，耳朵里塞着耳塞，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大概在外打工久了，一会儿说普通话，一会儿说家乡话。问了几次价钱后要了一份凉面，刚坐下又大声问啤酒的价钱。女主人大概嫌他“韶刀”，不情愿理他，他自言自语：“得赶紧吃了找个酒店住下！”吃完临走，又勾过头来问：“现在五块钱吃不到烩面了吧？”女主人有些生气，收拾着餐具，说：“五块？十二！”

我吃完饭走出来，他还没走远，坐在街角一个糕点店的遮阳棚下，身旁立着他的行李箱。走近了才看到他在点钱，零零散散的都攥在手里，耳朵里还塞着耳塞。

我走去隔壁公园上厕所，听到隐隐的雷声，刚走出厕所没几步，雨就扑嗒嗒下起来，只好缩在一个小亭子里避雨。风吹雨打，人工池塘里的荷叶都摇头晃脑欢呼着。我冒着雨跑出亭子，园子里的积水把鞋子浸得透湿。走出园子大门，我侧过头去看那糕点铺，檐下的那个人早已不见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