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笏山房诗文集》的发现

及思想意义与艺术风格

（此文曾刊《蜀学》）

前两年，笔者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整理出版一套《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该馆珍藏的种诗文集文献汇编。这些诗文集的作者上起明末清初，下讫晚清民初。这些诗文集深刻反映了有清一代社会历史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脉络。丛刊价格高达36万元，故一般图书馆均未购藏。年秋，笔者在外省图书馆查阅书籍数据，偶见这套丛刊，即从后向前查阅各册，不意竟见《二笏山房诗文集》一书，勒口有泸县久康铅石印刷社承印字样，心想此书可能是川人之著，翻看了其中几篇序、传，见多提到泸县，乃深信为蜀人之作。但作者及书名过去均闻所未闻，估计较为稀珍，即设法收存，以后细读。

经细读，方悉这本《二笏山房诗文集》（以下简称二笏集），共四卷，排印本署曹国佐著，其孙曹柏如整理付梓，民国三十七年（）泸县久康铅石印刷社承印，铅字仿古线装本，国佐执教校友高觐光（合江人，年举人）作序，阴懋德（泸县人，工诗、善书法）题署诗钞书名，侧有手迹：“曹斗垣先生著，民国三十八年春其孙姊徐氏赠阅，光明记。”排印本书名诗文钞，高觐光作序书名诗文集。卷之下方印“江阳（泸县旧称，下同）曹氏珍藏”。卷一、二、三为文，文章类有书函、序、跋、传、记、祝词、祭文、诔词、墓志铭、寿序、杂说等共96篇。卷四为诗，有古风17首、律句21首、绝句21首。后附《二笏山房楹联钞》，以龙门对版式排印，未分卷，按婚娶、生辰、春联、开幕、新居、哀挽类而排，共有联副。其中挽联居多，为副，几乎均为代亲戚良朋所作，某些为挽战乱阵亡将士、去世于战乱匪患者之联，有较高史料价值。

作者曹国佐名不见经传，遍查蜀中各词典、数据，以及托泸州友人查阅地方志，都未获一丝信息。后阅读二笏集全书，就作者有关情况归纳梳理，曹氏生平简历为：谱名发远，字斗垣，号斗园、庸庸子、蜀南老樵，四川泸县（今泸州）人。生于年，约卒于年左右。两岁丧父，四岁失母，九岁亡兄，此后乃刻苦好读，光绪壬午年（）以古学受知于朱味莲，光绪十八年壬辰（）州学优等廪膳生员，四赴乡试未中，壮年绝意进取。光绪末年及民国二十年代，因战乱避于乡下南城与鼓楼山山寨数年，闭门读书，著述立说。一生广涉经史百家，尤好宋学古文辞，博览古今名贤著作，近者如清初李光地至清末张之洞等人，甚至涉猎佛经。擅文且好作引证，喜作楹联，与众多同乡文友相善，有正义感，有忧患意识，敢直言。高觐光作序称其有鉴于“诗文之盛衰，与时升降……魏晋以后每变愈下……至清末叶以迄于今（指民国），愈变而愈不逮”，乃“选秦汉八家文、《历朝诗教录》”等，“其诗文有得于古作者之意，不肯与时升降……而求能振拔于今世焉，是可以传之其人矣。”终身以执教为主，亦曾一度为县议员，晚年闲居。、年，执教泸州府合江县新式中学，年后，执教泸州川南法校、泸县中学，以及友家私塾等，执教主不分新旧、只论是非思想。除着有二笏集外，自中年始，先后编着有《周秦文粹》、《两汉八家文钞》、《古文经济录》、《江阳艺文偶钞》、《二林遗文合钞》、《孙子十家注节本》、《道德经集注》、《金刚经集注》、《心经详注》、《历朝诗教录》、《张治安治心录》。

一、历史地记录了百姓民众处于动荡年代的苦难

曹国佐在序《江阳马村李氏族谱》中说：“因川滇战事，盗贼蜂起，避乱城南”。所说的川滇战事，是指年4月至次年，云南军阀唐继尧以护法讨逆名义，通电讨伐刘存厚，从而四川靖国战争爆发。在这两年的无数次激战中，四川老百姓饱受苦难。作者说：“人心惶惶，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枪弹声不绝于耳，寝食无安”，这种“入室操戈，互相鱼肉，兄弟阋墙，同种自灭同种，试问今日之战义乎不义？且枪林弹雨，肉飞血溅，健儿究有何辜；横征暴敛，卖妻鬻女，小民又有何辜？”作者在《四川边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李公传》中记录，年春，市面“米粟奇贵，斗米二万钱，泸阳（即泸县）军民乏食，加以川黔构衅，黔人有窥泸之谋。”黔军王天培收买川军驻泸县一营长，欲乘泸县驻军兵少，缺乏粮食之机，围城一月余之久，意欲困死饿死全城军民后夺之。在序毛炳勲的《避乡录》中又说，年12月，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织和领导的泸县起义，至次年5月，被十万川黔联军围城进攻而失败，序文说：“丁卯（年）之役，川黔军围泸四十一日”，百姓群众食物短缺，夜寐难安，纷纷“避于饿乡”，但躲避之地仍然是荒凉破败的贫困饿乡。年在《与合江马路局书》更说得详细：“黔省步步进取，民国以来，以德报怨，包藏祸心，戕我人民，侵我边邑，据我叙永，夺我纳溪，反客为主……放官则全为黔人。合（江）人某某主持清议，则黔军诱而杀之；某某主张公道，则黔人磔（一种酷刑，把肢体分裂）而弃之；其余则屠戳者众。”曹氏曾讲他的好友毛炳勲多次出走避乱：“昔日宦游楚北，避全蜀之乱也；乙丑（）侨寓蜀东，避川南之乱也。”

百姓民众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同时，还要遭受匪患的苦难。国佐在《与刘敬五书》、民国二十年作《十楠山馆诗草叙》中分别说：“争路大激风潮，盗贼乘势蜂起，鼓楼（山寨）环岩百里，间道数十，住岩不满三百家，防不胜防，土匪、渝兵相继入寨扫劫，舍间损失甚多。”“辛亥萑苻盗起……（国）佐亦屡为土寇所扰，今年敝庐劫毁一空，不敢归去。”争路风潮，指年四川发生的“保路风潮”。萑苻，泽名。形容土匪抢劫已经处于苦难的民众。曹氏讲自己的房屋被劫毁一空，而且说他好友、诗人邹宣律亦遭劫，土匪临走并纵火将房屋连同藏书楼一并烧毁，劫匪对待文人也一样残酷无情。在《与陈铁荪书》则记录得更为详尽，文章开头即说年至年，以熊克武、杨庶堪为首的势力主政四川，后分裂为杨庶堪为首的“九人团”和熊克武为首的“实业团”。两派不断磨擦斗争，爆发了倒熊之战，最后实业团失败被逐出四川。在这场争夺战的同时，土匪之猖獗而残忍，世间少有。文章说“自熊杨弄兵以来，土匪乘势蜂起，吾乡惨遭恶贼，至再至三。富者以贫，贫者愈贫，蹂躏不堪，颠运无告，露宿草栖，因此而获病死亡者不知凡几……今贼焰愈张，奇之又奇，可谓异事惊倒百岁翁矣。刘叟年八旬余，农家者流，十日中拉搕（意为暴徒聚伙擒之）三次；许某小康之家，连年被劫，贼加以极惨之具，绝而复苏，复命许长跪对天盟誓始去；石盘寺侧一农人，贼倒悬其足指，搕银百数十两；初八夜，李山（地名）门户练枪械被夺，身受重伤……沙坎枪毙保董，一夜连劫数户，碎瓮击缶，系肘烧背。”地方军阀的战乱、盘剥民众，正如作者在《代友挽周厚庵》上联中说：“姻戚厌、凡尘西去，终年战斗，军饷苦下民零丁，角端争、竞促危亡，操戈同室，或絻户相毙，或鹬蚌相持，悲哉黄种残黄种，吴儿真木石心，倘长逝有知，愿恳苍穹救桑梓”。百姓深受匪患之害，则如《代友挽张伯言》上联所描述：“巴蜀无一片干净土，深山深处，何方可避绿林，地棘天荆，匆忙藏到九泉，应不患猖狂贼寇。”

二、揭露了民国社会的贪腐黑暗

直到年，曹国佐在给老同学《与陈北洋书》中还在讲捐税的事情，而且是要他本人交纳有关捐税、筹派款之事。文章详述道：“接保董来函云：筹派各款，集议表决，予应派赈费烟苗款若干……烟苗罚金，此即最新名目”，这实际是过去不种植鸦片的“懒捐之说”。作者说，他虽有薄田几块，但因远居乡下友家课其孙，租人耕种。故极力申说，自己既不能种，也不应夺佃户所耕之地。又争辩驳斥说：“敝泸于种烟者，按苗征收，谓之烟捐。不种烟者，寓于门牌，谓之门牌捐。属人不属地，或一元余，或仅一二角……予连界王姓，其田多予两倍，而门牌未捐一钱……如罚及无辜，无地可种者尚如此罚金，有地可种者又将何如？相距稍远者尚如此重罚，附近土著者又将何如？”但国佐最终仍然争辩驳斥无用，只得交钱才算了事。更有奇怪者，地方政府要求民众预先垫付某种某种捐款、税款，可谓闻所未闻。曹氏在《与高岑荪论垫款书》一文，即记录了此事，并尖锐地论证了垫款存在七大弊端，是对百姓贪得无厌的进一步盘剥，是为亢害人民的差役、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另开财路。所论七大弊端如：“以有限之脂膏供无厌之搕诈，为蠹役吏胥开财路；有势虽巨富能免，无势即小康不能容；一岁备数，则岁岁援以为例；始也惟及富家，继也渐及中户，近年则殃及农民，甚至有数十缗钱种者……忍心害理，因以为利……重入轻出，且其还也愚者多未返璧，徒饱差役之私囊，上有还垫款之名，民无收垫款之实。其它弊窦，难以枚举……所未详者更不知凡几……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鸡狗不宁，赋敛之毒甚于蛇。”作者引用明末清初思想家朱柏庐（名用纯）的话说：“‘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其乐。’今则国课已完，而不免追呼之忧，小民膏血何堪任此诛求也！”这就是民国官吏敲诈勒索人民大众的丑恶行径，曹氏曾在一文中，对这些蠹虫作了全面画像：“多敲骨吸髓，剥民膏，吞军饷，私蓄银行，广购姬妾，遍购田园。”为处理好此事，作者呼吁、希望：“载粮上若干者，两次完纳，预上捐输（犹捐纳），于民有益，于上无损，较之垫盖不利国、不利民，惟利于吏胥蠹役者相去甚远，不可同年而语矣！”以此减轻百姓的负担。

三、对政治事件和社会治理有良好的建议

年5月30日，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当时称“沪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更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提出了惩办凶手并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出驻沪的英、日海陆军等17项交涉条件。北京政府外交部也先后三次，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但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抗议，或答复仍不着边际。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13条，外国六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捕头免职，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作作样子而已等。

对于此事，曹国佐当时写有篇《沪案私议》，文章针对罢工罢课罢市和谈判无效，为不损国格、不亡国而提出了建议。作者认为：“今聚百万无饷无械无训……病夫，而与节制之师比校，能保其必胜乎？战而不胜，能不为孤注一掷乎？孤注一掷是以全国人之生命，殉十数人之生命也。况为虎作伥，排外者倏而媚外，爱国者变为卖国，以同种灭同种，尤有出人意料之外者乎……今之沪案，不争不可为国，力争又恐亡国。”较好的办法是，“外交部宜与英公使将沪事始末，行文请美国判断……美执世界牛耳，威尔逊主持公道，较之弭兵等会，似为有力。母出难题，自能完卷，既无损于国体，亦无伤于感情。彼此曲谅，和平解决，更宜崇教育以培元气，兴实业以收华工，柔远人以化畛域。”从当时中国处于懦弱、混乱的军阀政府执政而言，曹氏这个建议有一定的道理和可行性。

民国时期的保安团可以分为三类，有两种是地方武装，一种是省在各县级政府建立的保安团队，无论是装备、训练和资金南京政府概不负责，完全由地方自筹外。第二种是各地方军阀自建的地方武装，保安团由县知事任总监督，经费由各该地就地筹款。至于建多少个保安团、每个团有多少人员和装备，完全取决于地方军阀的财政能力。保安团职责是辅助军警维持地方治安。

由于匪患猖狂，防备问题都是各地保安团最头痛伤心之事。曹氏在各文章中曾有多方面的建议。如建议对身体强壮有能力之家配枪，本人定会爱惜，不派保安团训练费，本人也满意；枪枝分散，不能被盗贼席卷；无事可震慑钻洞和爬墙的盗贼，有事则顷刻火器齐聚等。江边水畔，可责成水保，船以十家牌法相联，有事禁止夜渡；地形险要之处，要充分利用，因地制宜，分兵把守，联成掎角之势等。各县时不时对于保安团要进行整顿，但亦有假借整顿而敲诈庶民，或是考虑不当，欲扩大保安兵力，大有人人皆兵之想，作者对后类事作了强有力针对性地分析。年在《与陈朗暄书》中说：“闻新县长整顿团务规则，实事求是，除盗安良，一扫因循陋习……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此虞舜所以舍己从人，武侯所以集思广益，虚公无我，弥见胸襟之大……闻精选队外，大闾练埃户（指贫穷、单丁家庭）兵六十名，小闾五十，欲使人人皆兵，恶匪闻风远窜。”但作者驳论指出：以前泸县于“神龙祠练壮丁百名，以为十乡游击队，（相反）犯劫案八十余人。盖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况有勇而无食，饿死不作贼，兵卒中有几人。左氏有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此话意为）不有耕者，谁完团课；不有乡兵，谁御暴客。盖兵贵精不贵多。祈于埃户兵六十、五十中，变通减少，庶不至朽腹击贼，而赋敛亦有来源……苏东坡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然民事不可缓，军粮不可缺”。作者进一步分析无人耕，必然产生更多贫困户的危害，并另提出办法说：“饥馑之岁，十室九空，遍野哀鸿，嗷嗷待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择善而从，爱民如子，减少兵额，加惠单丁……求治不必太急，以兵卫民而自无不安也。练兵不必太多，寓兵于农而自无不警也。节制之师，征兵不如招募，有勇知方，一可当百，何忧乎绿林。”

又如清末以后，外国新文化传入中国，国内亦多有采用以补自己之短，政界、学界等均出现了新气象。兴建铁路公路，各地此起彼伏，但对于穷乡僻壤是否兴建却值得深思。年泸县拟修建条从合江至贵州赤水的公路，引起了曹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