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壮县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关中的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

棉花种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4千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大约9世纪的时候，摩尔人将棉花种植方法传到了西班牙。15世纪，棉花传入英国，然后传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而其实中美洲原住民也早已懂得用棉花纺织衣服和毯子。16世纪西班牙人进入墨西哥南部和尤卡坦半岛，发现当地植棉业已很发达，岛民将彩色棉纺成土布，做成当地人的服装。

棉花传入我国，大约有3条不同的途径：第一条途经是印度的亚洲棉，经东南亚传入海南岛和两广地区，之后传入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区，时间至少在秦汉时期；第二条途径是由印度经缅甸传入云南，时间大约在秦汉时期；第三条途径是非洲棉经西亚传入新疆、河西走廊一带，时间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宋元之际，棉花传播到长江和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到13世纪，由北路传入的棉花已在陕西渭水流域种植。

在我国历史上，棉花用于纺织，在各种植物原料中发展最晚，又发展最迅速。中国人普遍穿棉衣的历史还不到一千年。据专家研究提供：中国人最早用于纺织的原料是葛、麻、蚕丝和羊毛。

葛，就是今天南方山区常见的葛藤，长达数十米，其皮坚韧，用沸水煮过，就会变软而分离出白而细的纤维来。用手拈搓，可成细线或粗绳，是古代先民用于结绳编网的主要材料。密编的网披在身上，用以代替原来的兽皮或树叶，就成为最早的衣被。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三块五、六千年前的葛布，是我国已见到的最早的纺织品实物。《绎史》卷三引《文子》有“枕石寝绳”之说。《淮南子?泛论训》记载：“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滕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葛（包括麻）就这样成了人们最初的纺织原料。在《诗经》中，涉及葛的种植与纺织的词句多达四十余处。《周礼》中有管理葛纺生产的专门职官“掌葛”。《韩非子?五蠹》所载“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的情况，是先秦时的普遍现象。越王勾践为了麻痹吴王夫差，曾特地送去高级的细葛布十万匹，可见当时葛纺业之盛。秦汉以后，葛布逐渐被丝、麻织物所取代，但一直到近代，山区仍有以葛为纺织原料的。广东增城地区的“女儿葛”，其纤维“细入毫芒，视若无有”，其织物如“蜩蝉之翼”（《吴越笔记?葛布》），更是明清时著名的手工艺品。今天的纺织品中仍有“葛”这一类，虽不再以葛藤制造，但很明显是历史上以葛为纺织原料的遗证。

麻，包括苎麻和大麻（不包括亚麻，亚麻是张骞通西域时引进的，古代仅作为药用），都是原产于我国的古老作物，与葛一样是最早的纺织原料。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四千七百多年前的苎麻布，其纱线的细度和经纬的密度，已与今天的粗布相近；年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战国细苎布则比今天的细棉布还要细密，由此可知我国很早就掌握了熟练的麻纺技术。《诗经》中关于麻类生产的记载有二十余处，《周礼》中有管理麻类生产的专门职官“典枲”。古代著名的农书如《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桢《农书》等，都有麻类生产的专门记述。宋元以前，麻布是我国平民长期的主要衣着原料，“布衣”遂成为平民的代称，这里的“布”是指麻布，不是棉布。

关中渭北地区气候条件适合棉花生长，又得泾渠灌溉之利，本应广植棉花，但事实却相反。《续修陕西通志稿》载：“十三世纪后半叶，棉花由西域传入陕西，种不多。乾隆年虽有数县木棉之出，然不过一县中占土地百分之一，不足本地之用。”因此，“秦人岁之衣被冠履皆配给予外省，而卖谷以易之。”这其中的原因是种棉技术性强，易发病虫害，当时引进的品种是“小铃花”，绒短，品质差，产量低，被棉农称作“羊屎蛋蛋”，故种棉积极性普遍不高。

清光绪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于年向各地发布《种棉十要》及《棉书》等，推广种棉新技术，更新棉花品种，一种被称作“大洋花”的新品种逐渐取代“小铃花”，产量随之大幅度提高。那时棉花脱绒用手撕，十分辛苦，效率也低，棉农叫苦不迭，泾阳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于是派学员赴湖北、江苏等地考察，带回了日本制造的皮辊大甩轮人力轧花车，俗名“好汉桩”，脱绒效率数十倍于手工，在泾阳县城西关设点为棉农轧花，大受欢迎。短时间内这种轧花机普及到高陵、渭南等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使用电动轧花机器，“好汉桩”方告退出。

泾惠渠工程竣工通水后，灌区棉花生产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当局成立棉业改进所，在仪祉农校设试验场，总结和改进种棉技术，对农民进行指导。泾阳处于泾惠渠上游，灌溉方便，无论大家小户，家里都有一定棉田面积。棉农只要适时播种，加强施肥中耕，合理浇水，精心打掐，亩产皮棉少则百斤以上，多则达斤。所种棉花棉桃大，色白绒长，品质优良，定名为“泾斯棉”。“泾斯棉”的名声遍播全国，当时纺织工业多在上海，上海年年派人来泾阳收购，有时是高价抢购，棉花成了泾阳的拳头产品，经营棉花购销的店铺称作花店，遍布泾阳县城和各镇。据泾阳桥底镇官苗村人鲁敬宣介绍，抗战胜利后到建国前这段时间，仅一公里长的桥底街，就有大小花店20余家。其中以山西人樊立斋在西街路北开的“俊记花行”最大。其次为东街路南本县临泾人马全兴（人称马疯子）的“全记花行”、东街路北桥底昝家村人石志义的“新昌花行”和位于西街的兴隆镇人赵培芝的“鑫记花行”。这四家花店资本雄厚，基本垄断了桥底的棉花收购。他们直接与上海的“申新”、“大华”纱厂挂钩。每到收购季节，两厂均派有“庄客”，住在县城西关“协丰花行”和“晋兴隆花行”，不时来各花店监督收购调运。其余十多家规模较小的花店，为该四大花店代收，不直接与厂家交易。

那时很重信誉，收购时分级分等，把关甚严。农历八、九、十月是收购旺季，主要是收购青叶花（即伏前花），价格最优。此后所收多为“白毛花”、“黄毛花”。那时并无验花机械，完全凭眼观手感而定，但很少差错。收购一直持续到冬腊月，春节以后便成了零星交易。因而每月三、七、十桥底逢集日，四乡棉农车拉担挑，各花店门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各花店都有花库，库满时，便雇请附近农民来店打包外运。其时生产工具落后，打包主要靠人力，在一木架上用杠压脚踩，轧实后用麻绳捆扎成包，外用包皮布缝严，打上“泾阳石桥”字样，每包-市斤，用马车由临泾渡口过泾河，运往咸阳火车站，再转运渭南打包厂，另行打成定量包子外运。据说“泾斯棉”一到上海，只要一看包皮上印有“泾阳石桥”字样，便成抢手货。此外甘肃、宁夏一些驮帮客贩货来泾，返回时也顺便收购一些“白毛花”、“黄毛花”，作为絮棉之用。

棉花作为经济作物出现，当地民间经济往来也随之变化，由传统的以粮定值变为以棉定值，如土地租金、雇工身价等都以多少棉花为计值单位。加上国民党当局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棉花便成了农民最可靠的保值产品。市场上，每市斤皮棉可换7-10斤小麦，每梱（10市斤）可换“雁塔布”一丈。如兑换货币，每梱1个银元。

棉花全身都是宝。皮棉能卖钱，能纺线织布，棉布满足了一家人的穿戴，还能做被子、床单、门帘、围裙等用品。棉籽能榨油，油渣是田里的好肥料，花籽皮可以喂牲口，棉籽绒是制造火药和塑料的重要原料，棉秆皮可以造纸，木质秆可以生火做饭，烧下的草木灰也是很好的有机肥。曾任泾阳党史办主任的第五旭，是安吴人，与大名鼎鼎的“安吴寡妇”周莹同一个乡镇，家里是种棉户，他说起棉花与泾阳人的关系，绘声绘色，激情四射。他说：早先的种棉大户，家里一般都储存有一两瓮黄亮黄亮的棉油，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根本不用掏钱买油。平常客来人往，应酬招待，炒菜时揭开瓮盖，铁勺往里一伸像舀水一样，随便倒进锅里，眨眼一盘油汪汪的小炒新鲜出炉，一会功夫四菜一汤摆上桌子。油为泾阳妇女争了体面。自古以来，油、盐、酱、醋、辣五味调料把油放在首位，因为油的价钱最贵，最稀罕。别的地方婆婆常常叮咛儿媳：油你可要省着用，吃完了看你吃啥……泾阳妇女吃油不在乎，让外地人看了吃惊。我的妈呀，像泾阳女人那样的用法，日子几天非吃穷不可……你看她们烙的那叫个啥来的——抹布串油饼，刚出锅那阵子，炙热烫手，提起来一串子，放下去一摊子，吃的时候你要歪着嘴，不然油淋你一下巴。尽管注意还弄得你十个指头都是油，掉了一桌子的油点点和葱花，难怪吃油饼时给你一人面前放一个盘子。人家的面条吃法跟旁人都不一样，一碗黏面挑到耀州老碗里，盐、调和面、味精、葱花、蒜泥、辣子面、三月初的头茬香椿往中间一放，半铁勺煎油往上一泼，只听得“滋——啦”一声响，一股青烟伴着白气腾空而起，趁热给铁勺里倒一大勺子陈醋，热醋浇面整个工序完了。端上桌子搅上几下先尝头一口，外地人没吃过，头一口下肚，不由得停下筷子连声叫好，“我的妈呀，泾阳女人的手艺就是好，这面咋这么好吃呢？”低下头三下五除二，一老碗面呼啦呼啦见了底。主人询问：“再来一碗？”客人乐呵呵答应：“再来一碗。”一连吃了三老碗。也不知道是女人的手艺好，还是香椿香、油泼辣子香、阳春三月的葱花香，就是让人吃不够。这面条进了西安城，名叫“油泼面”，就这么一个品牌在南院门福兴隆卖了一百多年。

历史上，棉花让泾阳人富足，让泾阳人荣耀。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化纤产品逐渐代替棉纺布匹，泾阳和泾惠渠灌区再很少种植棉花了。如今，广袤的关中平原已很难看到一片棉花。

初冬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王桥镇逢集。王桥的集日是二、五、八，大堡子沟村张某，卖了三梱棉花，钱装进袋子，沿着老渠岸回家。正走着，突然从渠岸的老树杈子上飞下一只“饿老鼠”，叼走了他手中的钱袋子。

“饿老鼠”是当地人对一种小型猛隼的俗称。钱袋子不是鼠兎，不是小鸡，怎么会招来猛隼叼抢？

原来这泾渠沿岸，分布着很多制皮作坊。每年春秋二季，皮作坊差遣庄客，也就是采购员，到青海、甘肃、宁夏、新疆一带收购羊皮。他们把收购的黑白羔羊皮、二毛皮、血羔皮、老羊皮等，由车、驼运回泾阳。泾渠之水来自泾河，而泾河之水来自六盘山脉，流经黄土高原，携带着天然硝碱，经此水熟制的皮革白、净、柔、软、轻，因而泾渠沿岸，特别是上游谷口古镇（今王桥）一带，很早以来就是皮毛加工之地。熟制皮革，手工老作坊有一流程，就是把干、硬的生牛羊皮浸泡于泾渠水中，待几日后皮软拉上岸，手工刮净残留绒毛余肉，刮掉的脏肉就随之丢弃于渠岸边，这些脏肉自然就招来了食肉飞禽。当地这种飞禽主要是一种小型隼，那隼飞起来疾如闪电，悄无声息，叼抢粘肉凶狠如饿极，下爪神速，当地人便称其为“饿老鼠”。每逢夏季，滔滔渠流里浸泡着很多皮张，每张皮用绳子拴在岸边的柳树上，任渠水冲涮，刮肉的工序就在渠岸上进行，这里自然成为“饿老鼠”活动的天地。天长日久，这“饿老鼠”越来越胆大，有时竟会从人手里抢肉。有人割了二斤肉，用马连草穿着，提在手中，在渠岸上行走，他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被自天而降的“饿老鼠”抢去，本想一享口福，却被猛禽大朵快颐。

张某的钱袋子，定是被“饿老鼠”误认为是装肉的袋子，不由分说抢了去。可怜张某，想追赶那不速而至拦道打劫的强盗，可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怎么追赶？实实教人欲哭无泪。

这是民国年间的事情，至今，在一些老人口里仍被谈及。由此一事，可见泾阳当时皮革制造业之盛。

每年夏初至秋初，是皮革加工最佳时节，此时，泾渠两岸，聚集着许多“毛毛客”（皮匠的别称），不分昼夜忙着各自的活计。据地方志记载，“泾阳以借泾水展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早在明清就有李松林、魏德润、刘锡寿、白启泰、李东耕等人在百谷镇占有熟皮行数十家，相继来此经营皮业者更多。”又记：“与泾阳百谷隔河相望的礼泉县北屯镇，也有许多人加入此业”，京、津、沪、汉、及河北、河南等处皮商多来此地交易贩卖，清代更为繁盛。泾阳县城，因为有专门引泾渠道供水，也分布着很多皮革作坊，马庙巷路西有王耀先开的公兴合，路东有杨志春（外号锅儿杨）开的义聚昌，新街巷路南有陈玉杰开的信义正，路北还有宋汉三开的一家作坊；姚家巷白星元开有恭顺成，骆驼巷罗某开有合胜福，等等，这些作坊占地面积都比较大，每家修有若干个水池。

皮革加工，硝皮离不开泾水。《宣统重修泾阳县志》水利志部分记载，为了获取龙洞渠每年的维护费，要征收皮货店一定的费用，碑记与志书各有一种说法：一种说法“光绪二十八年，知县舒绍祥以沿渠皮作坊，需水洗皮，廪请每货价每百两抽三钱，试办三年，共抽得银一千二百余两，交商生息，所获息银均作为岁修经费。”另外则是“巡抚魏光焘……筹抽皮坊在渠洗皮一张纳银三厘，每年约得银四百余两，委监渠于绅天赐经理生息为岁修费。”所以计算下来，从上游百谷镇至县东三渠以及县城内，要么是皮货价13或14万两白银，要么或有13万张皮子，二者相除，每张皮子一两银左右，似乎是未硝皮子的价钱，当然征税不完全可以依交易价格去征，所以多采取估值。皮革制作要经过搔皮、洗皮、火瓮熟皮、晾皮、裁剪、缝纫等上十道工序，用工人数众多。据《秦疆治略》中所言，泾阳的皮工不下万人。

泾阳的皮货制作除向西传到礼泉外，向东还传到大荔，从而在陕西境内形成了泾阳、礼泉北屯、大荔羌白三大皮货加工中心。当时每年从西北各省运回陕西的皮张动辄以千万数。那时在湟源，也就是准格尔经营皮货的陕商就有五、六百人，现在湟源的一半人说的是陕西话，他们就是当年陕商的后裔。湟源西大街有“陕西会馆”，湟源后山有陕商义地，埋的都是陕西商人的遗骨。当年青海经营皮货的38家货栈，当地叫“歇家”，皆为陕西人所开。

陕西制作的皮货多为皮袄、皮甬、皮摔，最有名的叫“二毛皮甬”是全国人最喜爱的皮制服装，其时有钱人家常以家藏皮甬作为财富保值的重要手段。泾阳的黑白羔皮、黑白二毛、大毛皮衣、男女长袍、大衣、马褂，很多直接发往上海，远销东北亚朝鲜、日本一带，每年约计六、七万件，收益白银、硬洋五万（两、元）以上。

与泾阳的棉、皮同时兴旺昌盛的商贸生产，还有烟、茶、布、硝、钱庄、典当行等。

泾阳位于关中平原腹地，被称作是关中的“白菜心”，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县，泾三原”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就定设在泾阳县的永乐店。秦汉时期，郑白渠开浚，泾阳居渠首灌区，农业发达，产品剩余交换频繁，商贸繁荣。汉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商贸中心之一。泾阳属京畿之地，商贸活动与长安紧密呼应。宋代，工商业又有新的发展，商品交易场所突破了旧的“市”、“坊”限制，出现了“至晓乃散”的夜市和“日市俱出”的早市。明清时期诞生了著名的“陕西商帮”，而“泾商”，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力量，在陕西商帮曾经辉煌的历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书写。

陕西商帮兴起于明代。明朝初年，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和边外西番族的离心倾向，是新生的明王朝的最大威胁。明廷的边政重点在西北。为了守护中原，拱卫京师，明廷沿陕晋长城一线设九边镇，驻军80万戍守边疆，其中四镇固原、延绥、宁夏、甘肃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驻军24万，马匹。供应大量边防军的军需所需，就成为明政府的“军国大政”。起初，明政府每年从内陆各省协饷百万两，从河南调运大布百万匹，转输陕晋，但因路远费繁，而不能保证边防军的需要。洪武三年，御史郁新提出“开中制”。所谓“开中制”，就是政府将长期垄断经营的食盐产销，网开一面，让民间商人参与食盐贩运，准许陕西和山西边关省份的商民，运粮食到边关，换取经营食盐的许可证——盐引，再到食盐产地运销盐斤，这就是所谓的“输粟换引，是为开中”。这一政策是对几千年来“官盐铁”垄断财政政策的重大改革，是朱明政府适应世界经济民营化浪潮，对军队后勤供应体制的一次大变革。

据长期从事经济史和商业文化研究的西北大学社会学院李刚教授研究，“食盐开中”政策最早是朱明政府对陕西量身制定的特殊政策。这是因为：其一，陕西路近。陕西本身是边关地区，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直到嘉峪关的西北地区，由陕西运粮，路近费省，符合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在千里不贩籴的古代交通运输条件下，明政府犯不着舍近求远从外地调粮。其二，陕西产粮。陕西八百里秦川，厥土黄垠，历来为产粮之区，明代陕西农村经济处在发展之中，经济水平与河南、山东处在全国的中游水平，地广粮丰，明初仅陕西官仓藏粮万石，足供边地军民食用三年。同州府（今渭南市）供粮万石，十天之内便征集完成，家家窖藏粮丰，粟米流脂。“开中制”的核心是“输粟换引”，有粮方可“以应开中”。明政府正是针对陕西粮丰的现实，才制定了“开中制”的特殊政策。其三，陕西有厚重的商业文化积淀，陕西是中国商业的发祥之地，秦汉之际陕西商人已发展到了第一个浪潮，那时的巴寡妇清、王宗汉、长安杜氏、韦氏都是名闻全国的大商人，连秦始皇都为之筑“怀清台”以示纪念。到唐代，陕西商人更发展到第二个高峰，他们以“帝都商人”自居，服牛辂马，周流天下，长安窦义、王元宝、王酒胡都是名扬天下的大商人。富商王元宝与唐玄宗比富“终南山树缠绢，树尽而绢不尽”，连唐玄宗都无奈的说：“朕富不及元宝”，可谓“富可敌国”。千年的商业经营，使陕西商人积累了敏锐的商业目光和商业经营经验，“开中制”既可解决国家边防之需，又可富民发展地方经济，国民两方获益得利。基于此三点，“开中制”成为明廷的一项重要国策。

陕西商人及时抓住“开中制”提供的商机，互相联引，迅速走上力农致富，输粟从商的发展道路，将陕西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效益，成为明初最早兴起的以陕西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而后“开中制”扩大实行到山西、安徽，晋商、徽商亦随之而起，于是形成中国最著名的背向海洋、“西向望长安”面向内地的三大商帮。

李刚教授在《陕商发展与商帮文化比较研究》一文里，对陕西商帮有精彩的记述。当时三大商帮的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与民生日用紧密联系的大宗商品贸易领域，主要是盐、茶、布、烟、皮、当六大产业。他们首先进军的是食盐贩运领域，使得淮扬盐场成为他们角逐的第一个战场。在明初中期，陕晋商人在扬州盐场占据着优势地位，而陕西商人的势力在山西商人之上。由大多数农民转化而来的陕西商人，一登上商品经济的舞台，他们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来，八百里秦川赋予他们的雄浑气势被释放出来，从而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商人的历史特点。他们大胆肯干，他们不惧艰险，他们退守可据，他们心怀荡然，为盐都扬州带来了许多新风气。当年在扬州做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有五百多人，他们所具有的西北汉子强悍粗犷、大胆雄浑的生命特点，使玲珑秀气的扬州耳目为之一新。陕商最早聚居的东关是扬州最繁华的市场，陕西会馆所在的扬州东关是扬州最热闹的商贸中心。以守业稳健见长的陕西商人，在扬州置办了许多产业，扬州的许多著名景点是陕西人的产业。扬州大月寺的主建筑大雄宝刹为陕西泾阳商人赵运所盖，扬州的张园是陕西临潼张家的产业，蜀岗最早是富平庄里张臻家的别墅，康山别墅是陕西武功康海家的别业。由于陕西商人在明初实力强盛，明政府不得不在扬州专门设立允许山陕商人子弟就地赴考的“商科”优待政策，使陕商子弟学而优则仕，徽州人当时眼红得不得了。陕西商人侠肝义胆，当扬州被倭寇侵扰的时候，他们又挺身而出，慷慨赴死，陕商闫金，英勇威武，多次登城参战，换弓举枪使倭寇闻名胆寒，保卫了扬州安全。

进入明末清初，徽商由于买通官府，“输银换引”而在扬州势力大增。晋商又因贴近清王朝而受到偏爱，势力压倒了陕商。陕商以汉族正统自居，壮怀激烈，大量从扬州撤资，实行战略转移，“弃淮入蜀”，在四川的大地上又刮起了商品经济的“西北风”。陕商最初在四川办钱庄、办典当、办商号积累资本，“川省正经字号均属陕商”，到乾嘉年间利用“招商认引”的政策机遇，又一次进军川盐贩运，使川盐贩运大部分掌控在陕商手中。然后以借地入股的方式进入井盐生产，使“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成就了四川井盐的历史辉煌。四川自贡的井盐是陕商一手搞起来的。自流井的磨子井、耳勺井、源发井等高气田盐井都是陕西人开的，陕西商人创造的用竹简输送盐水的“竹枧”如同今日的输油管道一般将自流井与贡井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自贡的由来。当年自贡的八店街就因八家陕商字号掌握着自贡的金融流通而得名。自贡乾隆二十五年设立的“西秦会馆”，当地人称为“陕西庙”，至今仍是自贡著名的文化景点。陕西商人高绍棠开办的“协兴”盐号，七十二家分店，从自贡一直排到贵阳，沿途可以不入别家分店。使贵州的不毛之地因陕西商人的到来而迎来经济发展较快的历史时期。开中制成就了一代陕西盐商。

陕西商人是边关商人。边关所需就是陕西商人的经营方向。

边关天寒地冻、六畜不全，军民需要棉布御寒。陕西商人就贩布。他们或是领取官银或是集资或是合资，携银千里迢迢到江南苏松嘉杭的棉布产区贩运标布，一次携带千百万两白银，贩布动辄千万匹。他们还在江南设布庄坐庄收购布匹，设布店压制布匹。由于陕商收布量大，江南人民投其所好，干脆用陕西话为其布命名，如嘉兴七宝镇所产的梭布就命名为“七宝尖”。“尖”是顶极的意思，是陕西话，陕西人把能人称为“人尖”，将好水称为“尖水”。“七宝尖”就是七宝产的顶级好布，完全是为了迎合陕西布商的需要。陕商每年从江南贩运的布匹占到当年江南布匹产量万匹中的2多万匹，占总产量的80%强。当陕西商人携布踏上归途的时候，留给江南的是一片繁荣。明人徐光启讲过一段公道话，说明代江南田赋很重，占全国田赋的七成以上，这些巨额田赋主要是江南人靠纤纤素手织布纺纱赚取陕西边商的银子交纳的。

入清后，陕西布商步伐不逾长江，“山陕标客罕至”，江南棉纺织业就很快陷入了停滞。这是因为入清后，湖北、河南的棉纺织业因用地窖织布解决了空气高亢断头太多的难题而迅速勃兴。湖北、河南与陕西毗邻，路近省费的节省交易成本规律，使陕商主要贩运湖北的“府布”，河南的“颖布”到西部，又一手促成了湖北、河南纺织业的繁荣。湖北德安府所产的“府布”基本上都是由陕西商人收购的，许多陕西商人就住在当地经纪人的家里，买一个大板柜，里边放的就是购布的银子，陕西商人吃睡都在柜上，“陕西掌柜”一词即由此而来。

李刚教授认为陕西商帮是天下第一商帮。他还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泾阳是中国西部的华尔街，是西北商务中心。因为泾阳聚集了大量陕商字号和陕西商业家族，有大量财东，人是外县人，字号却开在泾阳经营，同时泾阳很多著名的商业家族也自己进行投资。

在陕商中，泾阳商人除投资经营棉花、食盐、布匹、皮货之外，茶和烟，也是主打业务。

泾阳茯砖茶，是泾阳水土和泾阳茶工心血的结晶，是天设地造、妙化天成之佳茗。而泾阳的烟，名气也很大。兰州产水烟叶，泾阳商人把烟叶购回泾阳加工炮制成水烟丝，然后贩运南北各地远及南洋。水烟为西北特产，是由泾阳商人一手推动发展起来的产业。当年泾阳的“一林丰”烟坊，垄断着陕西水烟产量的一半以上，烟铺开遍江南，仅上海就有五大分号，专门作南洋的生意。上海五码头就有“一林丰”的货品仓库。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逃往西安，光绪心情烦躁，常吸食水烟，这水烟就是“泾烟”。

泾阳农业发达，商业繁荣，交通便捷，随之也就成为关中除西安之外的另一个金融中心。年泾惠渠放水后，国内各金融机构纷纷插手泾阳，短短几年内，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陕西省银行，均在泾阳设立分行，泾阳本县也成立了泾阳县银行。这些银行在县内吸收存款，发放借贷，业务相当活跃。与此同时，一些私人钱庄也纷纷开设，这些私人钱庄叫“钱铺子”，西大街有公顺合，钟楼南有永顺魁，钟楼东有致顺公，安定街北口有自立正。由兑换银子到硬洋，再由硬洋到法币，也放高利贷。李刚教授称泾阳为中国西部的华尔街，不无道理。

古代把富庶繁盛的县称为壮县。《新唐书·杜洪传》载：“神福……以永兴壮县，馈餫所仰，既得鄂半矣，遂进围鄂州。”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二：“壬辰早发苏稽，午过符文镇，两镇市井繁沓，类壮县。”明归有光《送嘉定县令序》：“吴为东南大都，而嘉定边海，疆土最广，号称壮县。”明代著名史家、因修《神宗实录》而累官礼部尚书的李维桢曾谓：“陕以西称壮县，曰泾阳，三原。”

天下壮县，实至名归，泾阳堪当！

（未完待续）

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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