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一约年我回国探亲时，买到刚刚出版不久的《赫索格》。读罢再回到扉页上，“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赫拉克利特的箴言，有一种掩卷叹息的感觉。这句话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也不能说和赫索格很合辙。赫索格是一位大学教授，本应有一份安稳光鲜的生活，却经常在不安、焦虑、怀疑、追求之中。他不时写一些从未发出的信，和不同的人讨论各种问题，与此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不时被他自己搅得支离破碎。这一切自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格：赫索格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在战后垮掉的一代延长线上，对既存的秩序有深刻的批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充满无力感，并且由于自身充满矛盾，没有方向，而过得乱七八糟。

索尔·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多半是这样一些“晃来晃去的人”，他们拒绝轻信，对生活的荒谬高度敏感，他们珍视也追求内心的自由，但往往因此在各自的旅程中更加无所适从。怀疑精神虽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安身立命之本，却也容易诱发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乃至于自我毁灭的冲动。

也是在年夏天，我上大学四年级，每天去研究室读史料写论文之余，往往步行3公里去市中心看晚场电影。那一年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是世界上最红的女演员，《走出非洲》是她和一代帅哥罗伯特·莱德福德共同演绎的经典。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人已经忘记，那一年斯特里普还主演了英国电影“Plenty”。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字翻译成“谁为我伴”，基本上词不达意。“Plenty”的基调，是一幅黑白画面的雨濛濛英国丘陵风景，底色是忧郁的文艺片，因为是大牌演员才进入了商业电影市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文艺片节奏更慢，一般观众很容易觉得沉闷。“Plenty”节奏还好，电影叙事相当散漫，其实背后有导演设下的悬念。我那天晚上应该是有点困吧，第一场看得昏昏沉沉的。直到最后，忽然明白其中深意，心中震撼，于是留下来又看了那夜最后一场。散场后青叶通大街已行人稀少，间或有一身酒气的中年男人喧哗着走过。

苏珊是一位年轻貌美的英国女特务，被派到法国帮助抵抗运动。战后她重返伦敦，嫁给一位十分体贴她的外交官，进入上层社会，有时她会想起在法国时和她上司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苏珊依然美丽而且富有魅力，然而看上去很好的生活总是有些不对劲的地方，她也时常有无法解释、失去理性的怪异行为。

初看这部电影，或许以为是对战争的回忆，或者是战争中女性的感受，还有战后人心理调整的困难。是的，经历过战争的悲欢、丑陋与荣光，和平年代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生活显得苍白。苏珊的不可思议，自虐和虐他行为，也仿佛是某种战争后遗症。

然而最后你突然发现，这不是一部关于战争、关于战后生活、关于爱情的电影，而是关于一次无可挽回的经历与之后的悲哀、岁月的空旷。

二

年初一个冬夜，有人轻轻敲我家门。运动正在高潮，气氛一直紧张，父亲早在前一年夏天就被点名批判、抄家，后被办“学习班”关入“牛棚”，门庭冷落已久。母亲听见敲门声，先轻声问是谁，听到回答才迅速开门，让来人闪进屋，然后迅速把门关上，压着声音问：“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来看看你啊！”来人笑呵呵地回答。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荀姨，她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说话声音很好听，表情很丰富，脸色白得仿佛有病，很不符合流行的革命标准，一望而知不是劳动人民出身。更让人难忘的是，在穿得越朴素越破就越安全的年代，她竟然还穿着一件紧身呢子大衣，围着毛围脖，戴一顶针织毛线帽。

想必是她的到来让母亲感动吧，自从被抄家贴大字报以后，大院里有些以前的熟人见面都不打招呼，更不用说不避嫌、不怕风险地深夜来访了。那个夜晚，母亲和荀姨轻轻谈了很久，道别时已经像是多年老友。我能记得的，是荀姨苍白欣长的手指夹着香烟的样子。

几年以后，看了朝鲜反特电影《看不见的战线》，还有电影小人书《徐秋影案件》，我不禁惊呼荀姨演女特务完全不用化妆啊！时间到了年代中，人们都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局多少有所松动。虽然运动还是一个接一个。但是人心大多转向日常生活、柴米油盐。荀姨回到北京不久后就来看母亲，正是炎热的夏天，她竟然穿了一件布拉吉，昂首挺胸地走在街上，在蓝制服的海洋里鹤立鸡群。

母亲告诉我，荀姨是她的学妹，不过不是一个系的。她还告诉我，荀姨一直是单身一人，没有子女，但是常常帮助朋友带孩子。有两次她到我家来，带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茜茜，一句话也不说，眼神带着几丝惊惶，和荀姨恰成对比。我起初以为她是荀姨的女儿，后来才知道她的母亲是荀姨的同学，几年前自杀了。

我在年变声并开始唱歌，背诵《战地新歌》和《外国民歌二百首》。有时去一位声乐教授家旁听他给学生私人授课，在那里听卡鲁索、吉利和比约林。有一天回到家，荀姨在和母亲聊天，看见我回来，就说你给阿姨唱首歌吧。那一年我很喜欢唱舒伯特的《菩提树》：

门前清泉的旁边

有一棵菩提树

我在那树荫的下面

做过美梦无数

也曾在树干上

刻下热情诗句

欢乐痛苦的时候

我常走近这树

我还完全不知道菩提树的样子，只是觉得歌词很美。我唱完了以后荀姨愣了一下，接着叹了口气：“没想到老四小小年纪喜欢唱这样的歌”。又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会唱《多年以前》吧？”我点点头，她柔和缓慢地开始用英文唱：

请给我讲那亲切的故事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请给我唱我爱听的歌曲

多年以前多年前

你已归来我忧愁全消散

让我忘记你漂泊已多年?

让我深信你爱我仍如前

多年以前多年前。

当她唱完时，我在她眼里看到泪光。

三

北京大学西南门的风景和年我上学时已全然不同，当年的宿舍楼荡然无存，唯一似曾相识的是一排旧平房。那里有一家“最美时光”咖啡馆，当年自然是不存在的，但里面颇为陈旧，坐满年青学子，氛围里有一点仿佛依稀。我坐在咖啡馆里，和一位收集了许多珍贵校史史料的朋友一边聊天，一边在电脑上看他的收藏。如今的北大所在地，本是燕京大学校园，因此朋友也收了不少燕大史料。北大依然在，燕大却一去不返，人与事都渐行渐远。看到不少七八十年前的花名册，发黄的纸上一个个名字当年都是豆蔻年华的鲜活生命，在天翻地覆的上个世纪，他们曾走过怎样的人生旅程，最终又飘落何处？

我不知道荀姨比母亲低几班，她应该是在珍珠港事变后南下继续学业。自幼上教会学校，英语自然是好的，毕业后就做了外国报纸的新闻助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左转，她也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这两段经历影响了她的一生：曾经为帝国主义直接服务的记录成为永远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主动向党靠拢、为党工作的热情使她被视为同路人。她不受重用，却也没有挨太多整，一直是大学里的英语教师和翻译。她性格开朗，虽然人漂亮又是单身，却既无绯闻又未招嫉，在单位人际关系应该很好。她看上去体弱多病，身体大概也确实不是很好，所以经常请假在家，也就躲过了不少劫难吧。母亲说荀姨其实是有胆识的人，只是平常不露而已。她的话应该有所本吧，但是她没有告诉我。

在历尽沧桑之后，电影“Plenty”回到年，法兰西刚刚解放，苏珊站在乡间丘陵顶上，风景如画。苏珊充满期待地说：“今后会有许多这样的日子”......然而战后的生活对于她来说是如此令人失望，毫无意义。我最喜欢斯特里普在这部电影和《法国中尉的情人》里的杰出演绎，她擅长自然又细腻地诠释内心的敏感坚强、柔弱奔放等种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微妙之处。Plenty里直击人心的，是期望与自我毁灭倾向的并存，使这部电影令人难忘，但也很多年不愿再去看。近30年过去，这部电影渐渐不再被人提起。这也是注定的吧，它并不完美，人性的幽微处本来就难以传达，而且沉重或纯净的电影怎么可能有太多观众呢？

四

上个世纪末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她说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冒昧地打过来了。她在电话里滔滔不绝，我过了好几分钟才弄明白原来她是茜茜。她告诉我她在邻州首府已经住了很多年，不久后荀姨要来看她，她打算带着荀姨来芝加哥观光。我一直等待着她们的到来，但是茜茜没有再和我联系。第二年回到北京，母亲告诉我荀姨已经去世，是去美国的前一天晚上，在梦里就睡过去了。“她上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又教了一辈子英文，最后还是没有到达美国”。

又过了十多年，我才在北京城东的一幢高楼酒吧上见到茜茜。虽然感觉上是四十年前的朋友，实际上是初识。她赴美已经三十多年，很多时候英文比中文说得更准确。如今她更像一个美国人，自信健谈，开朗热情，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有点二。她连着说了两遍“你写写荀姨的故事吧”，然后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两个钟头。我听得目瞪口呆：似乎母亲对荀姨的个人生活并不了解多少，而茜茜跟着她长大，她的母亲是荀姨大学同屋室友。听茜茜讲荀姨的一生，或起伏或平淡之间，一个人的故事多少折射出一代人的背影。

其实故事本身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荀姨和那位发展她入外围组织的地下党员曾经相爱，然而却不能走到一起。原因究竟是怎样已不可考，据荀姨自己对茜茜讲，她出身是资本家，又有历史问题，还是不要嫁，给别人添麻烦为好。我想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今我们能够确知的是那个人早已不在人世。后来自然有不少人热心介绍对象，她好像偶尔也有过男朋友，但很快就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我所见到的一直是一个阳光的荀姨，在不犯忌讳的范围内打扮得干净漂亮，当然她的招牌标志是时不时点燃一支坤烟。茜茜告诉我，有的夜晚，荀姨还会自己斟上两杯酒，然后呆坐许久。

我就是在此时此刻想起了电影“Plenty”，plenty是很多的意思，苏珊经历了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岁月，再也回不到那曾经有爱情有梦想的时刻。在旁人看来，她是令人艳羡的外交官夫人，有美满的家庭，她却要依赖药物维持精神的稳定。借用流行话语讲，往往是生活的苟且淹没了诗与远方，适应现实也是一种能力，苏珊不具备这种能力。她毁坏了自己的生活，然后什么都没有找到。在电影里，时光倒流，镜头定格在年。

那天晚上和茜茜一直谈到午夜，我望着满城灯火，不知道喝了几扎啤酒，没有微醺，却有一点点激动。我是幸运的，在悠悠岁月里时不时遇到一些人，彼此能在某时某刻敞开心扉。于是我能够听到不少抵达内心的个人故事，即使主人公随着时光渐行渐远，故事却还在那里，沉埋在心底，有时候我觉得也构成了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上一代人所经历过的精神压力之巨大、物质生活之粗砺，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是到中年以后，通过阅读历史、经历当下，才多少能够对一个时代感同身受。无论在哪个时空，恐怕谁都难免在回想往事时有些遗憾：有时候愿望仅仅是愿望，现实像推土机一样碾平所有的残垣断壁，然后眼见着新楼盖起，旧日了无踪迹。在风云变幻的时间河流里，无数故事流走，没有留下痕迹。

在荀姨的时代，女人单身难免被侧目以视甚至议论纷纷，还有日常生活里物资的匮乏、生存的艰辛，想要活得有尊严，是很不容易的。人生不是电影，她时刻需要直面的是一地鸡毛，更不用提接二连三的运动折腾，带来多少胆战心惊又浪费多少光阴！她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保存属于她自己的一个世界：一间小屋、一种生活状态。当我们追忆她时，不禁对她心生敬意，也多少为她庆幸，虽然不无悲哀地想到，她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孤独。不过，人生的幸或不幸，又岂是我们能判断的呢？所谓“同情之理解”，仅仅是为了看见历史、看见人生。真相远远比判断重要，更多时候判断是一件可疑的、需要避免的事情。然而在怀疑、批判、自省能力日益退化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自以为有能力判断，实际上往往只是人云亦云，漠视了真相。

互道再见时，茜茜问“你现在还唱歌吗？”我说已经很少唱了。上了出租车，忽然轻轻唱起了《菩提树》的最后一段：

如今我远离故乡

往事念念不忘

我分明听见他说

在这里长安乐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刊于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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